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的应用与规制

我国地方立法权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随之掀起地方立法热潮。但目前地方立法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诸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为地方立法开辟新路径。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能被应用于资料检索、立项论证、立法公开与意见征集、辅助草案起草、立法后评估与备案审查。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地方立法工作时，需要确立“辅助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选用标准，限制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算法，以此来规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独立规制,是新型犯罪罪状表述抽象化与罪状解释具体化、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多元化与危害行为多样化、现代社会犯罪治理精细化与刑法评价精准化的内在要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相关规范要素中的“为合法经营活动”应理解为主观超过要素,“获利五万元”应作严格解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作广义解释,“其他情节严重”应包括信息数量标准.     

试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反垄断问题

认为应将国有控股公司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 ,规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过度集中和行政权的侵入 ,在此基础上 ,可以把国有控股公司区分为行业性国有控股公司和综合性国有控股公司 ,并提出了具体的反垄断法对策。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评析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活动中的体现,其性质归属实际上就是无罪判决,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此类判决在撤销或变更上应适用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的程序。     

论刑法因果关系

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法实践上,刑法因果关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能否成立的答案则存在于内外因对立统一原理、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原理、因果性与必然性、偶然性辩证统一原理、原因与条件的区别之中,并在刑法实践中得到最终验证。如果刑法偶然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则刑法必然因果关系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迷茫中的选择 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新时期监事会的业务监督——以中日两国董事义务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是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进行专门性监督的常设机构，该专门性监督能否取得实效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明确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提高监督实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与日本法的比较研究，以2005年公司法增设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为焦点，对公司法修改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业务监督范围及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探索.     

《丹麦刑事执行法》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含着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银行业规制性进入壁垒研究

银行业规制性进入壁垒是影响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银行机构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银行业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对银行业进入规制进行改革,降低规制性进入壁垒,确保银行业进入规制的科学与适度,是进一步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提高银行业整体绩效的必由之路。